忐忑接受手术之后 患者送来“靠谱”锦旗
其中最为著名的如陈来教授、罗义俊研究员等，尽管他们也是大陆儒学研究者，但是秉承的均为民国新儒家一脉，所以本文不再对他们进行介绍。
时人说其间的来龙去脉曰：我国学者大病在专务考证。中国文化重道、学、政相绾连，从而相信学术会最终地和内在地影响政治。
指的正是与义理相比，考据训诂都不能进入人的精神世界和影响人的精神世界。他说：中国人向来相信天圆地方，‘气之轻清，上浮为天，气之重浊，下凝为地。章太炎后来说：明之末世，与满洲相抗，百折不回者，非耽悦禅观之士，即姚江学派之徒。以此为导向，便不能不是唐以后一千多年历史在清人心中的轮廓模糊而细节漫漶。作为对比，则是近代中国汇接中西的人物群里，曾国藩曾少有地保持了终身守护义理的自觉，并因之而能够成为世人眼中以学问立本源，而后以学问成事功的人。
但引西学以评判中国的风气既已大开，继起者正络绎不绝而来。并申说曰：今之论人者，称袁世凯、孙文、康有为而三。中国古人不会面对孔孟两位圣人祷告，然后才进入日常生活之中。
但是经学被分解为现代不同的学科体系，经学终结了，这倒不是什么遗憾。儒家之经，没有宗教建制，没有宗教解经学传统，只有经学传统，它与《圣经》的解经学传统不一样，不以神的名义，而是以原经、元典的名义，解释经典。这就像西方人试图让人觉得有学问、有修养，一定要读古希腊戏剧、哲学著作一样，一个人没有读过这类作品，他就没有修养。很多人认为王学瓦解了中国古典王朝。
儒家的道统说，旨在凸显儒家的所谓正脉：从孔孟下来，一直到陆氏兄弟、王阳明，再到熊十力及其弟子，经学家（儒门）一直对心性传统高度看重。因为，在现代知识体系视角看，它更符合人类进行知识探究的分门别类逻辑。
儒家的浮现，旨在复兴秩序。为什么牟宗三先生要把儒家学术传统拿来跟德国哲学比较，那是因为，牟宗三先生有敏锐的感觉，在古代历史上，儒学对接道学和佛学之后，其对世界的把握能力在世界上高居一流。一个人只知孤芳自赏，致力建构书斋儒学，那是不足以成为真儒的。长久以来，儒家中人甚至提出，科学的这类研究，其实是将整全的世界认为二元化割裂开来，自信儒家才维持了整全世界的原来面目。
儒家在政治知识上的空缺更多。在这种尴尬处境中，儒家中人又一次转身建构中国人不信教的神话，断言中国就是一个世俗化的德化国家。我认为，周秦之变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，秦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大规模政治体，解决了汉民族祖先——周不能够解决的政治体的规模问题。有论者将宋学视为经学的第三大流派。
无疑，在政治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中，儒家重建、经学重整，都是一种完备性建构。并且因为知识建构的不严谨，造成社会普及的困难。
如果把哲学和史学的知识压力，与经学支撑的政治权威遭受的压力略作分离，经学形态的自我维持本身，就成了问题。今天中国一些学者、尤其是儒家学者，将所谓哥伦比亚儒学、夏威夷儒学、波士顿儒学，当成中国儒学有世界性反响的最重要标志。
我们是炎黄子孙，我们是龙的传人，这些关乎中华民族建构的固定表达方式，非常狭隘，不足以确立国族建构的话语，是一种伪state nation话语形式。哈萨克人比较温和，而且没有长期建立政权的经验，没有独立政治体的经验，也就容易进入另一个更为包容的政治体之中。这就是所谓超级政治家足以训导政治活动家的深厚根据。这从政治史上可以得到证明：秦就搞博士官，汉代搞五经博士。今天的城市国家如新加坡，不能视为城邦，因为它的成员身份是现代公民身份，而不是天生公民身份。同时，在社会领域，蒋庆设想在全国建立儒教协会，仅仅指出这些社会组织是不是准备跟执政党的各级党委合署办公，就知道这一设想也是凌空蹈虚之论。
到王阳明那里，重建起儒家的个体道德优位。当代儒家、经学家试图在书斋复兴儒家、经学，无异于刻舟求剑。
这意味着传统儒家没有能够实现自己同事收拾人心与政治的目的，因此是失败的政治努力。而在现代文化脉络里，西方人至少要读莎士比亚，如果连莎士比亚都不阅读，那人家会觉得你的教养程度不高。
一般而言，人们看重的是这场革命牺牲了社会政治秩序、断送了中国的强国地位，相对而言，对心灵秩序牺牲的危害，认识得比较浅。中国古人直接从道德切入处理这一张力，以道德统摄政治，以政治维系德性。
抵抗17世纪开始传入中国，尤其19世纪末期、20世纪取得霸权的逻各斯传统，凸显纯粹的中华精神、中华血脉。我认为，近代以来儒家被现代性改写是必然的。就此而言，今儒不要把周秦之变说得那么危言耸听。第二，立于孔子确立的、后起儒家循守的经学立场，不只是一种政治取向的问题，而且还是一种是哲学的态度。
重回王道便成为人们针对时代补偏救弊的不二之选。无论是心学，抑或是理学，都是将万物收摄于内心之中，不同只在于，理学家从外到内，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，豁然贯通，终知天理。
董仲舒仰观天文说现象，俯察人文批今上。孔子为儒家立规，也确立其中国建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基本规则。
在当下，任何一个拿出强势传统姿态的人，都需要在制度比较优势和劣势得到公认的基础上，才足以凸显人所认同的政治设计方案，否则，对国家的未来走向并不发挥实际影响力。这个忍性力量，是道德所不具备的。
没有这个前提条件，便就只是一种历史态度。新经学既然想暗示或明示自己是传统经学的合法继承者，就不能轻而易举地将某些命题引入经学研究，诸如《经学与建国》、《经学与民族国家》、《政治儒学》等编著作品，就有随意使用经学主题的嫌疑。这就是王学的立场，这种立场对经学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和维护政治秩序的功能，有害无益。在现代社会，任何一种价值体系，都不可能独占价值世界。
中国人一定要建立自主的中国话语，才足以跟汉学对话，也才足以建立起中国的准确话语。雅斯贝尔斯绝对不会那么草率和低级。
加之处在现代的儒家，从来不习惯于对价值信念进行知识论证，因此，价值的正当化问题总是容有遗憾，如果过遭遇知识上显得强有力的价值体系的挑战，儒家也无法有效抵抗。从传统的经学立场来看，周秦之变使儒家文明遭受的第一次摧毁性打击，是中华文明的第一次夭折，中华文明第一次遭遇的历史悲剧。
遵循这样的规矩展开思考，一般人难以做到不说，即使是后起大儒，也不容易做到。不过儒家的宗教性论证，始终不能将儒家宗教化。
